我叫董秀英，今年8l岁。回首一生，我从一个目不识丁的景颇姑娘成长为一名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干部，一路风雨艰辛，更伴随着党的教育和培养。时光荏苒，岁月沧桑，每当回忆起我走过的人生道路，点点滴滴汇成一股暖流，最浓重的一笔就是与党结下的情缘和对党无尽的感恩。我的一生是平凡的，但我所经历的历史变革却是极不平凡的，因为我亲身经历了一九四九年前的黑暗、革命的艰辛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幸福，亲眼见证了德宏从一个贫穷、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一步步走向富强、繁荣。
贫苦儿女跟党走
1936年3月，我出生在油松岭大营坡的景颇族寨子卡子，我的家庭和童年是苦难和不幸的。在我出生之前，母亲已生过三个哥哥，其中一个哥哥出生后咳嗽，我们景颇人觉得不吉利，就送给了别人；另外一个哥哥则生病夭折了，只有大哥活了下来。我还在娘胎时，帮汉族地主赶马帮的父亲就在回家途中患上疟疾，因那个年代缺医少药，无法医治，村里人除了为父亲做些迷信法事外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生命一点点消亡。不能亲眼见到父亲，亲口喊一声“阿瓦（景颇语爸爸）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。从记事起，我就时常想象父亲的模样，午夜梦回时多希望能倚在他身旁撒娇。这种遗憾和缺失使我儿时就树立了要成为医生，救死扶伤的梦想。
父亲去世后，生活的重担压在寡母身上，带着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，没日没夜的劳作，累弯了腰，累垮了身，但也没能解决一家人的温饱。儿时最为深刻的记忆就是饥寒交迫的窘境，很多时候吃不饱饭，能吃到白米饭的日子更是少得可怜。我和哥哥吃完晚饭就悄悄上床，以减少走动消化，怕本就不饱的肚子饿得更厉害。家里只有一间茅草房，破漏不堪，风刮雨淋时难以遮身，睡觉不是被饿醒，就是被冻醒、淋醒。所以，能吃上一顿饱饭，能睡一次美觉，成为我儿时的一种奢侈的念想。
苦难的日子悠悠晃晃到了1951年，我们景颇山寨迎来了剿匪的解放军。因我家最穷，解放军就住进了我家。他们不仅赶走了日夜扰民的土匪，帮母亲修葺破败的茅草房，还让我和哥哥吃上了少见的白米饭。闲暇时，解放军还教我们景颇小孩说汉语、识汉字。其中，一个名叫聂友兰的解放军女战士，性格和善，见多识广，在我们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的山寨里，显得与众不同。我们觉得她做的事很伟大，非常羡慕她，整天围着她转。她给我们描绘了山外不同的世界，描述了与山寨有别的许多事物，也因此打开了另一扇窗，开启了我淳朴的心智。
在我们山寨工作结束时，聂大姐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们一起走，和她一样，为人民服务，我使劲地点了点头。母亲对我百般不舍，但最后还是应允了，对我说：“孩子，他们都是好人，跟了他们一定不会错的！”看着年轻的母亲被生活压得佝偻的身躯，我暗下决心要好好努力。就这样，15岁的我和山寨的两个伙伴，跟随党的步伐，一起离开了从没有走出过的大山，贫苦的孩子终于迎来了生命的春天!
一路成长伴党恩
当时，油松岭区归梁河县管辖，我们离开家乡后，便先到梁河县城集中学习汉语一个月。领导问我们谁想学兽医时，我并不知道兽医具体做什么，只是听到“医”字便激动地站起来报名。随后，就被送到保山学习一个月。我离家时，只有一身衣服，在学习期间，得捡一个阳光极好的日子，躲到没人的地方换洗衣服，然后还得赶紧穿上。我不识汉字，汉语也说得不顺畅，但我努力学习的干劲感动了每一位老师。保山学习结束后，我又被送到西南民族学院，正式学习兽医专业。这时我才明白，兽医是给牲畜看病的医生，而不是儿时梦想中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。可我知道，边疆需要畜牧兽医人才，我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，勤奋刻苦地汲取知识。1953年本该是我毕业的日子，但学校给予我这个来自边疆的少数民族高度的认可，又将我留在学校再学习一年的文化课。
1954年底，我被分配到梁河县建设科。第一个工作任务是参加当时大厂区大生基乡的和平协商土地改革。从县城到乡下有二十几公里的山路，工作组的供给物资就靠我一个人徒步背上山。有一次，与一个女伴同行时，我们遭到土匪的追赶。后来据被捕的土匪供述，他们本来要抓我们到缅甸匪部邀功领赏，但是误把我们背上的黑雨伞当成是枪支，才没有穷追不放。如今追忆起这段惊险的经历都有些后怕。在参加土改工作期间，我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。
1956年，我被调到潞西兽医站工作。下乡工作时，我身上背着枪，肩上挑着医用工具，还备有砍刀，用来劈开茅草。虽然我再也没遇到过土匪，但水乡多河，渡河途中好几次险些被汹涌的河水冲走。但是无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，我从没有退缩和埋怨过，只是知道老百姓需要我，党相信我，我不能辜负党，要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服务。因工作成绩突出，当年我被评为全县优秀工作者，这是党对我的一种肯定，更是对我莫大的鞭策和鼓舞。
1958年，我和一名一见倾心的同行结婚。1959年，苏联专家到保山授课，我们夫妇被抽到保山磨坊沟疫苗厂学习口蹄疫育苗培育，并留下工作，这一干就是13年，期间我们养育了两个可爱的男孩。在疫苗厂工作时，我曾多次被组织抽调到耿马、临沧、昭通等地进行疫病防治试验。当时，七八十里的山路，都是我一人背包独行，行至偏僻处，我就边走边高唱党歌，因为我心中坚信，有党的陪伴，一切困难者是可以战胜的。
“文革”时期，人们的思想变得狂热，许多人都忙于政治运动，但我没参加过任何组织，只是默默担负起厂里所有试验动物的饲养工作，坚信好好为人民服务才是硬道理。但由于我婆婆当时“阶级成分”不好，被遣送回盈江县勐展村茶山寨，并带上了我年仅四岁的小儿子。刚到盈江不久，小儿子就患上了曾经夺走我父亲生命的疾病——疟疾，虽然已被医治，但是让我深刻地认识到，贫穷落后的家乡人民更需要我。于是，1973年，我和丈夫毅然申请调回盈江工作。
回到盈江后，我主要从事口蹄疫防治工作，．帮助贫困的农民兄弟，守护他们的家畜。只要村寨发生疫情，我就一直坚守岗位，负责的疫区从没有出现过疫情往外扩散蔓延的情况。
从1954年参加工作，至1992年退休，我从一个普通的机关工作人员成长为兽医站副站长、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，成为少数民族国家干部。风风雨雨，半世的党恩沐浴，兢兢业业，四十年的兽医岁月，我心记党的培养，心念党的恩情，并通过自身努力，脚踏实地为党和国家工作，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，当作对党和人民的报答。1983年12月，我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颁发的“长期从事兽医工作荣誉证书”，1996年1月获得省委、省政府颁发的“为边疆解放和建设做出贡献”荣誉证书，并多次受到州、县表彰，曾当选为盈江县第六届、第八届、第九届人大代表。
幸福晚年颂党德
退休后，我不仅能领退休工资，还能享受各方面的待遇，和其他老人一样沐浴在党的恩泽中，子女成才，儿孙绕膝，晚年生活如蜜一般甜。为了让自己退而不休，我坚持参加老年大学的学习，扩充知识，并被光荣地评为“盈江县老年大学优秀学员”。
现在，虽然我已不能再在一线上奋斗，但是我要把我的精神品质，当作我们这一代人感恩思进、艰苦奋斗的财富送给我身边的人，哪怕只能尽绵薄的力量，发挥些余热，对我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事。退休后，我还参加了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，像当年的聂大姐一样，与小朋友一起分享自己成长过程中的那些辛酸苦楚，那些美好甜蜜，让他们在享受免费营养早餐时，能忆起那个忍饥挨饿且饱受风雨的景颇女孩，让他们在明亮宽敞的教室里齐声合唱时，能记得那个目不识丁但努力奋进的山里姑娘，让他们从小就学会感恩，感谢党对他们如此深情的关怀，感谢党在新时代里给他们营造的美好环境。2005年，我被评为“全州老有所为先进个人”，这也是对我退休生活的最好肯定，也是铭记党恩、报答党情的最好注解。以身作则是做好家庭教育的保障。多年来，我始终严格教育我的儿孙们，让他们清白做人、踏实做事、乐于助人、多做实事，做一个对国家、对社会有用的人。我的大儿子虽然十多年前下岗了，但他靠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，没有成为社会和家庭的负担；小儿子在党组织的培养下，现在已经成长为一名州级领导，我常叮嘱他：作为党的领导干部，要始终不忘自己的职责与使命。我还把凝聚了我一生的幸运与心血，见证了人生转折的毕业证送给他作留念，当作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的鞭策和激励，让他铭记，党对边疆儿女的情深，让他铭记，边疆儿女一心向党的忠诚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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